【简要提示】合同缔结过程中，受害方受到的精神胁迫相对具有隐蔽性，更多地反映为受害方的主观思想和心理层面。精神胁迫包含三个构成要件，即胁迫行为、胁迫具有违法性和存在因果关系。司法实践中，法官可以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上，运用自由心证加以认定是否存在精神胁迫。

    一、基本案情

    原告：程某某。

    被告：胡某、胡某甲。

    2014年6月25日，被告胡某向原告借款32万元，并向原告出具借据，约定于2014年7月25日前还清，并由案外人杨某某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。原告遂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胡某转账人民币32万元，被告胡某出具了收条。同日，原告和被告胡某至本市杨浦公证处办理借款合同公证。两人在公证处重新签订《借款合同》，约定借款32万元，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25日至同年7月24日，借款期间按月利率1.86%计息，如逾期还款，被告胡某还需支付按月利率1.86%计算的利息和按未归还金额的20%计算的违约金。杨浦公证处于2014年6月30日出具（2014）沪杨证经字第2706号公证书，其主文中记载为“……依据上述事实，兹证明程某某与胡某于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市，签署了前面的《借款合同》……”，公证员为刘辰。

    2015年5月13日，原告曾诉至本院[案号：（2015）浦民一（民）初字第17796号]，要求两被告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，后原告于2015年9月7日撤回起诉。该案审理中，本院派员至杨浦公证处向公证员刘辰进行了调查，其称公证书主文所载2014年6月26日为笔误，实际应为6月25日，公证处留存的底稿上已对此做了修正，但给当事人的公证书上未修改。公证时，公证处对程某某和胡某的身份证分别进行了验证，制作了书面询问笔录并拍摄了两人的照片。

被告胡某甲系被告胡某父亲。前述借款到期后，被告胡某未还款，原告遂委托案外人杨某甲帮助讨债。2014年11月22日，案外人杨某甲伙同他人到两被告家中讨债，双方发生纠纷。报警后，被告胡某甲及案外人杨某甲等被带至本区公安分局泥城派出所。被告胡某甲在派出所内写下保证书：“本人胡某甲310225xxxxxxxx4638同意去国家公证部门核实，胡某与程某某借款人民币计叁拾贰万元证（整）公证事实。如属实，我自愿承担儿子的以上债务，如不事（属）实，以上债务一分不还”。此后至2015年1月底，案外人杨某甲又多次伙同他人到被告家中毁坏财物，并致被告胡某甲及其家人受伤。

    2015年3月，案外人杨某甲为讨要债务，在公安机关调解、教育后，仍恐吓并随意殴打老年人，情节恶劣，被本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六个月，缓刑六个月。

    原告诉称，被告胡某以做生意为由要求向原告借款。2014年6月25日，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胡某人民币32万元，被告胡某即向原告出具了借据、收条各一份。后双方至上海市杨浦公证处进行了借款合同公证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25日至2014年7月24日，按月利率1.86%计息，违约金按未归还金额的20%计算。然被告胡某未按约还款付息。2014年11月22日，被告胡某的父亲即被告胡某甲向原告出具保证书，表示愿意承担儿子的债务。然两被告仍未偿还借款。故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32万元，并支付利息59,520元（10个月）及违约金64,000元。

被告胡某未应诉答辩。

    被告胡某甲辩称，不同意原告的诉请。其与原告素不相识，其写下保证书亦非出于真实意愿。2014年11月22日，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到自己家，以被告胡某欠钱为由来讨债，并打砸财物、打伤家人。报警后，其担心家人安全，在出警民警的诱导和误导下，写下了保证书。此前，其并不知晓本案所涉债务，根据讨债人的陈述，其认为借款应系胡某和程某某共同向他人所借，故在保证书上表述为“……胡某与程某某借款……”，因此，程某某作为原告的诉讼地位有误。被告胡某无正当工作，无偿债能力，在2014年上半年便已失踪，身份证也不在他身上，且原告不向借据上的担保人杨某某主张权利，故原告所称债务实际并不属实。

    二、法院的认定和判决

    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胡某向原告借款32万元，有借据、收条、银行转账凭证和公证书为证。被告胡某甲以被告胡某早已失踪，身份证不由其掌握为由，抗辩借款不存在，以及借款合同公证书上日期存在瑕疵，公证属无效。本院认为，原告和被告胡某经杨浦公证处验证身份和询问后签署了借款合同，故借款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公证书上日期虽有瑕疵，但合同公证只是对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证明，而并不是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必要条件。故本院对被告胡某甲的该抗辩意见，不予采纳。同样地，被告胡某甲以自己认识错误为由，抗辩原告作为债权人起诉的诉讼地位有误，本院亦不予采纳。

    关于被告胡某甲的责任承担，原告主张依据保证书，要求被告胡某甲承担还款责任。被告胡某甲抗辩其出具保证书并非真实意思表示，故不承担还款责任。本院认为，被告胡某甲可以不承担保证责任，理由有二：其一，出具保证书并非完全出于被告胡某甲的自由意愿。根据本院调取的本区公安分局泥城派出所询问笔录，被告胡某甲父亲胡某乙的邻居施某某、刘某甲等均述称，2014年11月22日黄昏时分，五、六个陌生人手拿被子铺盖来到胡某乙家中，称胡某乙的孙子胡某欠了他们32万元，要胡某乙替孙子还钱，否则就吃住在胡某乙家了。当时胡某甲也在胡某乙家中。期间胡某甲与讨债人发生争吵，讨债人对胡某甲有殴打行为。由此可见，被告胡某甲及其家人在保证书出具前已经受到了现实的威胁。保证书虽在派出所内签订，但杨某甲等讨债人员仍在场，该种威胁并未实际消除。被告胡某甲在虑及自己及家人安全的情况下出具保证书，显是受到了精神上的胁迫。其二，保证书出具时，被告胡某甲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，保证书的内容显失公平。保证书约定，如胡某和程某某借款一事确经公证的，胡某甲愿意承担借款债务，否则不予承担。然保证书出具前，程某某和胡某早已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办理了合同公证。对此事实，原告及其委托人杨某甲是明知的，但被告胡某甲并不知晓，且杨某甲等人在讨债时也未向被告胡某甲出示公证书。此外，根据原告和被告胡某甲的陈述，本案诉讼前，两人并不相识，原告本人也从未到被告胡某甲家中催讨过借款。因此，被告胡某甲出具保证书时，其对借款对象、借款经过、借款公证情况均不知晓，明显处于缔约的劣势地位，在此情况下签订的保证书内容有违公平原则。据此，被告胡某甲有权请求法院撤销保证书。审理中，被告胡某甲虽未明确提出撤销申请，但其拒绝承担保证书上约定的责任，可视为其请求撤销保证书。故本院采纳被告胡某甲的抗辩意见，其对借款可以不承担保证责任。

    关于利息和违约金，原告主张利息59,520元、违约金64,000元，本院认为，截至本判决作出之日，原告主张的利息和违约金合计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%的上限，故本院对该诉请予以支持。

    据此，法院作出裁决：1、被告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程某某借款32万元，并支付原告程某某利息59,520元和违约金64,000元；2、驳回原告程某某对被告胡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    一审判决后，原、被告均未上诉，判决已生效。

    三、对本案的研究和解析

    （一）精神胁迫的概念

    胁迫，是指不法地向相对人表示施加压力，使之恐惧，并且基于此种恐惧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行为。[1]胁迫的本质，是使相对人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。我国《合同法》规定，一方以胁迫的手段，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。

胁迫依据具体行为的不同，可以分为身体胁迫和精神胁迫。前者表现为一种暴力行为，表意人根本上没有意思表示的存在，故又称为绝对胁迫。后者是以将要实施特定行为造成对方恐惧，受胁迫人具有为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，但该意思表示内容并不真实，故又称为相对胁迫。

    （二）精神胁迫的构成要件

    1．胁迫行为

    系指对被胁迫人表示施加危害的行为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>若干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第六十九条规定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、荣誉、名誉、财产等造成损害，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、名誉、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，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，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。精神胁迫的行为不具有暴力性，不具有身体上的强制性。

    2．胁迫具有违法性

    胁迫的构成要求危害须不法，这是自罗马法一以贯之的大陆法系的观点。合法行为虽使相对人感到恐惧，但也不能构成胁迫。对精神胁迫而言，需判断胁迫的目的或手段，抑或两者的结合是否违法，三者符合任一即足以构成违法性。

    3．存在因果关系

    系指相对人因胁迫而产生恐惧心理，并且因该恐惧心理而做出意思表示。因果关系的考量应以对相对人的事实影响为准，不要求同样的胁迫对任何第三人都产生恐惧并做出意思表示，也不要求受胁迫人完全丧失选择的自由。

    值得一提的是，笔者认为，胁迫人的故意并不是构成精神胁迫的必要条件。通常认为，胁迫的故意包括两层含义，一是使受迫人产生恐惧的心理，二是使受迫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为意思表示。但不同于刑事案件中对胁迫的认定，合同法上评价胁迫意在判断是否能导致合同可撤销性，旨在保护被胁迫人，探究其真实意志已经受到或足以受到影响和侵犯，而并非为了制裁胁迫人。因此，胁迫人的主观故意并非合同法上需认定的。

    正如本案中，原告的受委托人对被告胡某甲及其家人进行了威胁和殴打。该种胁迫行为目的在于逼迫被告胡某甲替被告胡某归还借款，而不具有胁迫被告胡某甲出具保证书的故意。但从被告胡某甲的角度，其出具保证书却是基于原告委托人的该种胁迫行为。即便原告委托人没有主观上的故意，对被告胡某甲来说，也足以构成威胁。

    （三）精神胁迫的认定

    司法实践中，直接认定存在精神胁迫具有较大的难度，其主要原因在于，精神胁迫的行为具有隐蔽性，常表现为口头形式，胁迫时往往又没有第三方在场，因此较难固定为证据。通常有两种判定方法，第一是通过委托测谎，补强受胁迫方的证据，第二是法官根据现有证据直接运用自由心证加以认定。本案即采用了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相结合的方法。

    本案中，被告胡某甲在出具保证书时，虽然身在派出所内，并有民警在旁，缔约时并没有受到原告现实的胁迫。但根据法院认定的证据，原告委托人在保证书出具前对被告胡某甲及其家人有多次威胁、伤害的行为，也正是基于这种行为，被告胡某甲才报警并被带至派出所。而在派出所内，原告委托人仍在场，威胁并未完全消除，可以认为前种身体胁迫转化为精神胁迫，并仍在持续。根据法庭调查，保证书出具后，原告委托人对被告胡某甲及其家人在继续进行威胁，亦足以印证和补强法官关于存在精神胁迫行为的心证。

【主审法官】王睿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【案例撰写人】胡琛罡